太平西街同升当铺遗迹
◎周涛
当铺，亦称当店、押店等，在老萨县，这个行业曾盛行一时。据《萨拉齐县志》记载：“溯本邑典商约分市内与乡间两种，在市内者有四家，分设于东西南北大街，市民称为东南西北当铺，南街名为德和成，北街名为源泉汇，东街名为复兴泰，西街名为泰恒玉，其中年限最久者为北当铺，开在清时道咸年间。”
当铺相传于元末明初，发源于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县，随着走西口而进入土默特地区，经营者也多为走西口的山西人。而史料中记载最早的，是乾隆年间开在察素齐的一家名叫“和顺当”的当铺。据记载，乾隆三十五年，萨拉齐就已有当铺31家，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增加至37家，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已发展至54家。随着口外农业生产的发展，典当物品的农民有所减少，同时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大当铺开始吞并小当铺，到咸丰八年(1858年)，萨拉齐县尚有当铺28家，到光绪十年(1884年)仅留17家。而《萨拉齐县志》中记载的四家当铺，所开时间已是清末民初，反映了当铺业逐渐萎缩的现状。
当铺门店一般前有木质栅栏，后面是高大的柜台，门外墙上写有巨大的“当”字，或挂“当”字幌。能在当铺抵押的物品包罗万象，金银珠宝、绫罗绸缎、箩筐扁担、犁耧锄耙，只要有使用价值的都可抵押。按照当时当铺行业的规定，一般当品只能当市价的一半，俗称“值十当五”。当行的顾客主要以贫苦农牧民、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为主，也有一些破落财主，年终算账入不敷出，就凭房屋和土地做抵押，临时借款一年，以度困境。还有一种是富户，每当外出走亲访友，怕家中贵重物品被盗，拿去抵押。至于那些穷困潦倒的窘迫职员和知识分子，夏当冬衣，冬当夏衣的现象更为普遍。清末，每票所当以不及一元者居多，五元以上者无几，最低当额为一角，最高当额不限，但也不过百元，而且70%的当品为衣服。当铺典当的期限为半年到一年半，利息一般为三分。
雍正六年(1728年)，清政府规定，当铺营业，须向政府领取准许营业的执照，即“当帖”，并按年交税。光绪前，每家当铺每年向政府纳税六两，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由于清政府财政窘迫，萨拉齐等五厅规定，当铺必须一次性预交二十年的税银。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每家当铺每年的税银增至二十五两，导致当铺更是压低当品估价，增加利息，从当户身上捞回损失。在钱号和银行没有设立前，清政府的国库和地方各库都将多余的款项大多放在当铺生息，称为公典或官典。
当铺的利润按月计算，月利最高者为三分(即一两银不超三分)，也有二分五厘和二分的，一般二分利息较为普遍。抵押的期限也不相同，最长可达三年，有二年、一年，甚至几个月的。过了抵押期不赎的当品，被典当者称为“老号”，至今土默川上的人把嫁不出去的姑娘，称为“老号在家”。而当铺则称为“下号”。如果典当者无钱赎回原物，想延期，就必须交相当的利息，业内称为“倒票”。
乾隆年间，清廷在萨拉齐设厅建置，这里的商业日趋繁荣，手工业也迅速发展，到道光和咸丰年间各行各业基本形成，逐渐有“九行十六社”之说，而当铺则成为九行中的一行，称当行。当行有严格的商业规定，如抵押期、利息、银与纸币的兑换差价等都统一规定，防止内部无序竞争，各典当行也不可逾越规定的底线。
当铺的获利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首先是票利，就是抵押贷款的利息收入。其次是出卖“老号”的收入，即卖掉没有赎回的抵押品。三是使用放款的利息收入，主要是将当铺的余钱放回山西，赚取一分的利息。以原绥远“义源当”当铺民国九年(1920年)收入为例，票利收入2000两，“老号”收入1400余两，放款利息收入500两。还有的当铺经营银与纸币以及字钱的互易业务，赚取中间差价，也有的当铺还从事其他业务。
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各个当铺相互竞争，都形成了各自的经营特点，如多上架号，即融入更多资金，扩大业务量；压价也是常用手法，根据市场行情和典当者的需求缓急，极力压价，最低的抵押物只按20%的市值定价；又如灵活调拨资金，吸收各种小额存款，然后再高息放出；有的当行重视柜台实务，会精心挑选“柜头”(负责洽谈生意的人)，不仅能说会道、和气生财，而且还能灵活看货估价。
当铺的利润分配，一般按劳资四六分成，三年合账计算，一般职员管吃管住，每年付给劳金三十两，每月平均白银二两五钱，合钱十二吊，按当时的价格可买小麦十石。相传乔家大院创始人乔贵发走西口来到萨拉齐，在一家当铺当小伙计，后到包头发家，也投资六万两银子开设了复字号等，其中就有当铺。
民国四年，卢占魁攻陷萨拉齐，城内四家当铺被抢劫一空。加之钱庄和银行业的出现，到新中国成立后，当铺逐渐退出金融行业。如今在萨拉齐的太平西街尚有同升当铺的遗迹残存，仿佛还在向人们讲述着昔日当铺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