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新华网报道了一则消息：在“鄂尔多斯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生致力于研究古代青铜兵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健民，向与会者介绍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出土的“鄂尔多斯直柄匕首式青铜短剑”，年代约在早商时期的公元前15世纪，比中原地区出现青铜剑大约早300年，是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青铜剑，堪称“中华第一剑”。

　　剑，属“短兵”，自古即为兵中王者；因古王皆有君子之气，剑，又被冠以“百兵之君”的美称。

　　“中华第一剑”，剑身近似柳叶形，厚脊，双面刃，直柄，中间有两道凹槽，柄首略呈环状，剑身向下，斜凸成锋。

　　“中华第一”的光环，为“百兵之君”加持，这把通长只有25.4厘米的青铜短剑，“段位”实非一般。在属于它的时代，一定算得上“高精尖”，有资格将之配于身侧者，当然会吸引大家羡慕的注视，其中，自不缺乏姑娘们柔情脉脉的目光。

　　青铜刀剑，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常见、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从19世纪末开始，在我国北方长城沿线陆续出土了大量的以装饰动物纹为特征，代表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青铜及金、银制品，由于这些青铜器在鄂尔多斯地区分布最集中、发现数量最多，又最具特有的风格，因此被称为“鄂尔多斯青铜器”。除兵器外，鄂尔多斯青铜器按用途分类，还有工具、装饰物品、生活用具、车马器等几大类。

　　关于青铜器在鄂尔多斯地区有如此数量和质量的存在，学者已作过很多研究，最后，归结于鄂尔多斯地理位置的特殊——这里不仅是联接北方与中原文化的自然通道，还是各种政治势力和军事集团频繁争夺的地区之一，为文化、政治等信息的集散地。与内地频繁的交流包括经济往来，使鄂尔多斯地区了解了青铜器。通过贸易，鄂尔多斯得到了原本没有的铸造青铜器的原料，并成为众所瞩目的青铜器产地。

　　有这样一种说法：在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的青铜时代，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的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那就是途经欧亚草原的“青铜之路”。“青铜之路”传播的，不止是青铜器，还包括众多的技术和观念，比如关于牛、马、羊的饲养技术，比如青铜器的冶炼技术，比如马具的发明和使用等，而且西传或东渐了多种多元的青铜文化。

　　看一下地图，鄂尔多斯就处在“青铜之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鄂尔多斯青铜器的繁盛缘由，当然也不难推断。

　　恩格斯曾提出：青铜器与文字、城市是人类文明诞生的三大标志。如今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全世界的广泛认可。如果说文字的出现代表着人类智力发达和文化发展的水平，城市兴起意味着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高度，那么青铜器的发明则象征着人类技术创新的一次巨大飞跃。

　　作一次穿越，回到青铜时代的鄂尔多斯。

　　迎面，走来一位骑士，他一定和其他同僚一样，酷爱自己的战马，不惜用大量昂贵的青铜，装饰自己战斗和生活的伙伴，为它戴上了精心打造的面饰。骑士的手中，执一柄杆杖，杖端有制作精美的圆雕青铜“杆头饰”，造型大约是羚羊、卧马、狻猊等，表明身份或使命的不同寻常。骑士的腰间，必定配有一把青铜环首剑或环首刀，这把兵器，他不要说外出，就是吃饭睡觉，也一刻不离。人与青铜，早已合而为一。

　　可以说，青铜，已经成为他和他的族人生命的一部分，为他们带来直面自然考验和同类竞争，不断发育和壮大的依赖，为他们带来前进的勇气、胜利的荣耀和不同过往的文明生活。